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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宪法是中国历史上人民第一次自主制定的宪法，也是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确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宪法地位，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原则与人民民主原则。

也就是说，从自由权的层面看，宪法劳动权的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国内法人。经营电信业务，必须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取得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颁发的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其突出表现在把劳动权限缩为用人单位与雇工关系框架下的劳工权利，使得我国法学界关于劳动权概念的界定，实际上只有劳动法的一家之言，即只有劳动法意义上劳动权概念，而缺失宪法意义上的劳动权概念。该学者认为，依据宪法和相关法律，必须对宪法规定的公民作限缩解释，即宪法上的享有劳动权的主体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以及与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1988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打破了民营经济雇工人数的限制，私营经济可以合法存在的宪法规定，使营业自由的内涵发生了质的飞跃，不但意味着民营企业可以突破雇工人数的瓶颈，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蕴含着宪法对于企业家活动或者管理性劳动的价值认可，这种认可随着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的提高而得到不断的强化。[10]香伶：《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理论及政策研讨会综述》，载《经济学动态》1998年第4期。因为在原来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民在生产队里的劳动具有很强的被动性和服从性特点，对于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及农产品的销售等问题，几乎没有任何的发言权。

自此形成了统包统配的劳动用工制度，计划手段和行政手段成为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唯一手段。[25]参见刘建宏：《德国法上之职业自由》，载《宪政时代》第十八卷第二期。（五）统率全国武装力量，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

最高国务会议，说明会议的等级很高，不是一般的会议。另外，1946年的中华民国宪法也明确规定，总统任期为六年，可连选连任一次。1954年宪法是我国的第一部宪法，这部宪法也有一个起草、修改并完善的过程。第39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任期五年。

这种巨大权力将会从根本上塑造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为形成中央集权体制提供重要的制度基础。过长或过短的期限都是不科学的。

二是不将委员长纳入法定的最高国务会议的召集对象，可能是认为全国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由国家主席召集最高国务会议并将委员长纳入召集对象，是否降低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地位。第三，两者的会议内容存在较多相似之处。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是国家的重大问题，只不过有一些汇报、讨论之类的属于例行工作，这类例行工作会议并不属于紧急的情形，因此在制宪的时候，最高国务会议似乎是意图排除这类讨论、汇报性质的例行会议，而是直接不定期地处理紧急事宜。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发布特赦令，发布戒严令，宣布战争状态，发布动员令。

[3] 参见韩大元：《1954年宪法与中国宪政》，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37页。但是即使不加入，只要领导人能够自觉退休并形成制度化的惯例，也未尝不可。军委主席由全国人大选举，对全国人大和它的常委会负责。而在1954年宪法中，由于文本结构的变化，国家主席看上去似乎更像一个虚位元首了。

这实际上和美国学者纽斯塔特的看法是一致的，也就说建议权实际上是贯彻国家主席政治意图的权力，这项权力当然应当处于所有职权中的核心位置。宪法草案初稿中的规定，虽然在有些国家也曾被采用，但并不适合中国的特殊情况。

召集副主席、总理和其他相关人员，说明会议的内容重要。[18] 笔者认为：此条规定与草稿确立的议行合一、民主集中制的国家机构组织活动原则存在隐含的紧张关系可能是其后来没有正式写入宪法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于一个有着健全组织体系并在社会有着强大威信的政党来说，很容易形成对过去革命、建设经验的路径依赖，从而有意无意地淡化国家机构的作用。这样的规定实际上将最高国务会议定位于一种高等级的综合性议事协调机构。而这种观点、态度、政策往往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观点、态度、政策。讨论经济计划、听取财政收支报告、外交问题等[27]。  二、对宪法草案初稿中国家主席制度的文本分析 （一）对宪法草案初稿38-40条的分析 宪法草案（初稿）中关于国家主席的规定如下[3]： 第38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  秦前红，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

公布法令权力的取消关乎我国立法体制的调整和全国人大常委会颁行的法律规范性文件名称的改变。事实上，在美国制宪的时候，也曾经碰到过这个问题，当时就有制宪会议的代表提出要限制总统的任职届数，但是代表们出于对华盛顿个人的信任，没有通过这一提议。

在国家的中央军委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并不会改变。该文认为规划在中国远远超出一个政策文本或一个封闭的政策过程，而是中央和地方多层次、多主体之间通过各种互动模式，不断协商、起草、试验、评估、调整政策的循环过程。

（三）依照法律任免省、中央直辖市、自治区、自治省的人民政府的主席、副主席。如果对比宪法草案初稿中规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19]，就会发现其第36条第（11）、（12）两款分别规定了：决定驻外全权代表的任免。

由于在中央人民政府（1949-1954）期间，实行的是所谓的议行合一的体制，因此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发挥着国家机构之间的议事协调作用。中央军事委员会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而在1954年宪法中，国家主席的职权虽然也进行了列举，但远没有宪法草案初稿所呈现的那样清晰和易识别。在国家主席制度上，1954年宪法的最终通过的文本与宪法草案初稿相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一）结构上的变化 国家主席制度在文本中的结构变化，主要表现为在宪法草案初稿中，国家主席的职权是列举式的，特别是将国家主席可以独立行使的职权和需要根据全国人大和其常委会的决定才能行使的权力分别进行了列举，目次显得非常清晰，突出了国家主席这个职位在职权上的独立性。

如何平衡这种情况，对任何制宪者而言都是一种政治智慧的考验。（二）对宪法草案初稿41条的分析 宪法草案初稿第41条主要是对国家主席职权的规定，具体如下： （一）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行使下列职权： 甲 公布法律和具有法律效力的条例和其他法令。

在毛泽东关于宪法草案初稿的批语中，写有 主席有交议权，最高会议决议的性质[12]这样一句话，明确要求赋予国家主席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提出建议的权力。另外按照执政党的干部管理体制，省级政府的主要负责人事实上也由党中央提请任免。

此时的国家副主席的主要作用在于受主席委托代行主席的部分职权，分担主席的一部分工作，而不是作为主席缺位时的备位而存在。可以看出，在宪法草案初稿中的国家副主席虽然也能起到备位的作用，但有着严格的期限限制，最多只能代行主席职权三个月，这和1954年宪法中最终确定下来的国家副主席继任制度有着相当大的区别。

第二，1982年宪法一方面规定国家主席有宣布战争状态权力，另一方面又单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国事活动的准确意涵是什么？如何因应国家主席对内、对外履职的实际需要，赋予国家主席必要的职权，又使国家主席履职活动制度化、程序化、清晰化,这也是国家主席制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发布大赦令之权力的取消则与我国刑法制度的重大改变。从宪法草案初稿的情况来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立宪者意图将实际的权力运行用宪法的语言规定下来，但是后来的变化使得这一努力没有能够完全实现。

可以看出，两种会议在内容上区别并不大，只不过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更加具有例行的性质，因此会有一个比较长的准备时间，能够对会议的议程有更好的安排。国家副主席制度为什么会发生这样明显的变化呢？笔者认为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在中国这样的大国，政治秩序的稳定是极其重要的，在国家主席缺位的情况下，政治上必定会出现不稳定的情况。

这项权力由国家主席行使，就使国家主席拥有了非常强势的外交权。在宪法草案初稿中，关于国家主席权力的设置，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实权总统。

[31] 1982年宪法修改罕见地没有以上部宪法即1978年宪法作为修改基础，而是直接以1954年宪法文本作为修改基础，这是对传统宪法修改理论的一次颇为重大的创新。[25] 那么这种会议在1954年宪法制定以前有没有开过呢？或者有没有和它相似类型的会议呢？笔者认为，与宪法草案初稿中所设计的最高国务会议比较类似的就是原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